回顾 文化遗产应该进行资产化管理吗?

发布时间:2019-12-09 09:25

  “何以说”小论坛第十一期——“文化遗产应该进行资产化管理吗?”的总结和回顾,内容是在笔者与参与讨论的各位同学们对资产化管理的认识、文化遗产资产化管理的可行性讨论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些结论和看法。

  笔者作为一名文化遗产学院的本科生,往往千虑一得,所得结论难免有不足之处,希望各位读者能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,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,我会在后台通过留言问答的形式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的!

 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钦说过:“资源只有在能够确认为权利、所有权或权益时,才能被确认为资产。”对于文化遗产而言,我们以大遗址为例,大遗址的所有权和其附着土地的使用权之间就存在着天然的矛盾,如果能以资产化管理的方式进行确权,那么对于其保护和利用是大有裨益的。因此在我看来,资产化管理的核心应当是确权,而不是价值转化。

  确权代表着权利的界定和分配,是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。就文化遗产而言,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,经常面临着公地悲剧以及“搭便车”效应带来的困扰。进行权利的界定和分配,就可以有效避免外部不经济的情况,另外,根据产权制度的双向性(权利与义务的二重性关系),资产化既是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保障,也是对其权利的限制。因此我认为,通过资产化来改变传统的制度安排,不失为一条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可探索的道路。

  在讨论过程中,对于文化遗产可否资产化管理的问题众说纷纭。我个人更倾向于支持文化遗产的资产化管理,因此在这一部分的回顾内容我将大家的反对意见进行整理,并给出我的解释,一家之言,难免有些纰漏,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!

  首先,我认为威胁文化遗产本体安全的不是资产化管理,而是不合理不合规的管理。政府在文化遗产管理的过程中担任监督的职能,文物资产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,改善政府在文物治理中的缺位、越位和错位问题,促进文物保护利用向市场和社会分权。

  资产化改革,将使政府从大包大揽角色中抽离出来,专注于规则制定与完善,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向市场分权,是用经济手段发动市场力量去保护文物,开掘、传播其历史文化价值;向社会分权,则是以社会理性来引领经济理性,以社会发育来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。如果因为缺乏成熟的配套体制而放弃新的管理思路,甚至把文物安全的问题归咎于资产化管理,我觉得是欠妥的。

  如果根据现行会计准则中对于资产的定义,即“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”或“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”来衡量文化遗产,文化遗产似乎不符合关于资产的定义,但我认为这类定义是在明确资产权属的前提下,为便于资产管理、规范核算方法的技术性定义。

  在我看来,文化遗产的价值包括无形的人力资本价值、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级差地租、当代开发利用进行的投资等,而现行的会计制度根本难以准确核算文物资产的线.文化遗产资产化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

  关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判文化遗产资产化的观点,我认为物之所以有用是因为物为人所用,即能满足人的需求。资产化的过程,实质上也是文物保护利用群众化的过程。

  历史上进行金石学研究的大都是贵族、是社会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,现在则局限于文物行业行政管理人员和部分专家学者。文化遗产本就属于全体民众,应当通过新的管理方式来更好地实现群众化。一个能让更多人认识文物,能对文化遗产历史文化价值进行重新评估的机会,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呢?

  如果从资产管理的角度来看文物工作,我们不妨把视野扩展到全球。西方发达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和理论,比如以日本、韩国为代表的集权管理模式,以美国、瑞典为代表的分权管理模式,以法国、德国、英国为代表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模式,用以指导国有资产管理的“委托—代理”理论、产权理论、公共产品理论、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制度理论等,都值得认真研究剖析,学习借鉴其实践效果与长短得失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自然资源类国有资产的管理,具有较好的基础,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,比如逐步建立起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新型管理体制,包括资源的产权管理、经营管理和收益管理等。我们如果能在文化遗产的管理过程中借鉴自然资源类(比如国家公园)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,一定能有所得。

  最后再说一点,在我国的会计制度中,很早就有“文化文物资产”科目,且已并入《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,属资产类科目。但是文物资产管理还存在权属关系不清、资产登记制度不完善、资产利用政策不明晰等诸多问题,文物资产的核算如何解决,值得我们去思考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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